作品研讨会为何叫好不叫座

作品研讨会越开越热，公众对研讨会的非议却日渐增多。概括起来，诘责之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研讨对象鱼龙混杂，筛选缺少章法；其二，与会者只知叫好，致使研讨会每每成为“研好会”；其三，立足于吹捧的研讨，经由媒体传播，加剧了图书市场的炒作之风。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路北，有一座青砖二层小楼，取名“文采阁”。它的底层，是一间百十平方米的会议室，可以同时接待四五十人聚会和就餐。由于场租和餐饮收费不很高，又是中国作家协会所辖之“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所在地，所以，“文采阁”自落成之日，即成为在京举办文学作品研讨会的主要场所之一。据介绍，这里每年的场租和餐饮收入，不下几十万元。高峰期，一天接待两三场研讨会的情况，曾有过多次。据此，不难想见近年的作品研讨会之“热”。

以作家作品研讨会成为文学界的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且无例外地对研讨对象作出褒奖性的结论，这种现象世所罕见。在有些国家，研讨会几乎是作家在世时不必奢望的一种荣耀。

国内经常性地为当代的作家作品举办研讨会，大约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并且在九十年代中期越来越“热”。对比这两个阶段的研讨会，一脉相承之处有三：

1．与会者的人员结构——除了作者本人，另由名额不等的知名人士、评论家和作家以及记者编辑，共同支撑起会议的传统格局。

2．会议的程序——照例是先由主持人介绍来宾、致开幕辞，再由在座的作家、评论家轮番“研讨”。

3．会议的目的——宣传和褒奖作家作品。

有所变化的方面有四：

1．研讨对象——仍然大多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新作，但近年来，某些种类的丛书和套书明显增多。

2．主办者——从最初由某个文学机构和出版单位独自承办，变为由几家单位联办。协办者，五花八门，几乎遍及社会的各行各界。随之而来的变化，便是有了名义上的主办单位与事实上的操办者之分。研讨对象本人，也便同时兼有主办单位的代言人、与会的跨行业人士的牵线人等等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说“开他的研讨会”、“给他开的研讨会”、“他开的研讨会”，都有道理。

3．研讨会数量的剧增与学术质量的滑坡。筛选和确认研讨对象的越来越“令出多门”，研讨会经费来源的日趋多元，有志于、且有能力借研讨会向社会举荐自身创作成果的创作者越来越多，直接导致了研讨会的绝对数量急剧增长。而文学界的头面人物、知名评论家和作家以及专司文学讯息的媒体中人等等，这样一些“当然与会者”人数却有限，因此，一些人“疲于赴会”，在把握和评判既定的研讨对象上，偷工减料、敷衍塞责、随声附合之类“对策”，在所难免，研讨会的学术质量和权威性，可想而知。

4．研讨会形诸媒体的文字成果。研讨会的操办者，由最初的满足于刊发评论家的署名文章，变为更重视有关会议的消息报道在尽可能多的媒体上形成“地毯式轰炸”。

在概要地描述了作品研讨会的演化之后，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阶段的研讨会，就绝大多数实例而论，与其说是文学界或出版界的一种学术活动，毋宁说是一种由有能力支付或筹划启动资金的机构或个人自主经营的，由某些文学机构、某些文学界人士和记者编辑充当既定的角色的，意在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机构、部门，推荐文学产成品的宣传广告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不仅仅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研讨会。事实上，像电视、电影、绘画、书法、歌舞、戏曲、话剧，个人的或集体的作品展，以及商业性的文艺演出活动等等，莫不大量地采用诸如“研讨会”、“审片会”、“新闻发布会”之类形式，借助专家、名流和新闻媒体之口之手，着力标榜鼓噪一番。以其宣传广告用意的明朗和彻底、以“叫好”的无保留程度、酬劳来宾的“慷慨”程度等等而论，文学作品的研讨会，也只算得区区“小巫”罢了。

对现阶段的作品研讨会，人们议论最多的一点，是与会者对研讨对象的一味叫好。然而，细细想来，叫好，乃是人人都会的本事；而文学评论家，仅凭着叫好的本事，博得自家的学术地位乃至位列与会者之首选的，即便有，也少得可怜。

意在鼓吹的研讨会，之所以不得不仰承文学界的头面人物、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出人出口出笔，在于文学作品，既是商品，又是精神产品。这种双重属性，即决定了文学界权威人士和知名人物，依公众对于他们的文学地位和艺术鉴赏能力的信任与仰慕，而在宣传文学产成品方面，具有很难完全替代的广告价值。

文学产成品所具有的双重属性，还表现在筹办研讨会的意图方面，即：借此广召读者、在图书市场上获取更高的商业利润，与树立更高的文学地位、谋取更多的社会荣誉，都足以构成真切的动机。前者，不妨以图书发行订货会前后，研讨会源源不断为例；后者，从每逢新的奖项确立或启动，必有研讨会频频召开，也不难窥知一二。由此，我们不难想见，至少是在一段时期之内，作品研讨会势必还会大批量地开下去，并且势必开成“研好会”。

正像评论家或许只有在他们自己筛选的课题中，才会更加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学术积累和真知灼见，区区“作品研讨会”这样一个术语，本身亦不能真切具体地标识主办者的预期目的和会议的学术含量。在市场经济异常活跃的今天，公众都已认可了广告的存在价值和促销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倘有“炒家”把作品研讨会仅仅当作一种行之有效的广告制作方式，也并不为怪。

值得反省的，倒是这样一种广告制作方式，究竟还能不能达到主办者的预期目的，还能不能持久地在这种制作方式上株守下去？以目前人们对研讨会的过多过滥、对研讨会的叫好之声越来越轻视也越来越反感等现象为证，进行这样的反省，已变得十分迫切。

在市场开发出更多的和行之有效的广告宣传方式之后，所谓专旨“研好”的作品研讨会，所谓一味“研好”的作品研讨程式，所谓只擅叫好的“评论家评论”，即便一息尚存，也不易引起太大的关注。在目前社会对于作品研讨会的种种议论中，这种前景，已呼之欲出。因此，如今，无论是研讨会的操办者、莅席者，还是报道者，还是有所节制、有所自律为好。审慎筛选研讨对象、尽可能客观公允地评析作品、相关的新闻报道要注意留有余地等等，是文学界、出版界、新闻界，以至社会各界亟需格外留意的“游戏规则”。

日后，图书的商品属性会越来越鲜明，图书的市场化操作会越来越普遍和自觉，市场更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将作品研讨会这种形式，纳入自己的营销策略和手段。对文学产成品的市场宣传和广告制作，终将催生出更加多样化、更令人信服、也更讨人喜爱的方式和手段。也许，到了那时，作品研讨会，才更像是一种纯粹的文学研究方式；或者相反，仅仅被文学界和社会公众视为一种类型的商业广告而已。

眼下，“平安大道”工程，已在北京大规模展开。拆迁工作，进展迅疾，“文采阁”周围，已是一片废墟。虽说眼下“文采阁”还没有正式接到搬迁通知，上上下下，都知道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